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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众博彩票
                                                            发稿时间:2020-08-15 01:33:43

                                                            因此,当西方产业资本全球转移后,产业资本在地化、产业资本家有祖国的状况也就发生了改变。那个“有祖国”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以国家为单位发生战争的。一战和二战主要发生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是因为在地化、产业结构同构的产业资本在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从冷战后期,特别是美国在1971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大约二十年间创造了2000多种金融衍生品,全球开始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西方的硬通货,特别是美元这种硬通货,成为全球贸易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由此导致“金融资本无国界、金融资本家无祖国”的新状况。于是,这个世界就在后冷战时期,演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所谓美元主导的这个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美元占据绝对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压低劳动力价格、导致内部社会矛盾非常复杂,出口换回来的货币主要就是美元,但你自己并不能用。虽然人家口头上说中美互惠,但对不起,你想买人家的技术、新装备等等,凡属于能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你都买不到。美国允许你买什么呢,只允许你买收益回报率最低的美国国债。然而海外的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因为中国要素价格低,所以他们能赚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收益。中国拿到大量出口换回来的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市场,相比只有人家十分之一的回报率,当然不合算。又因为中国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强制结汇,我们对冲增发货币越来越多,也导致中国金融相对过剩。我们的储蓄率很高,现在各地银行的贷存比很低,贷款占存款的比重很低,大量的资金用不出去。所以中央才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

                                                            当这一系列的冲突和挑战正在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冷战的非理性的挑战一个接一个不断发生的时候,那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首先,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中央会议上领导人明确讲的,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也就是说并不放弃国际循环,只要现在这个全球化不解体,只要对方没有真正实现彻底的去中国化,中国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住利用国际市场的这个外部条件,特别是像能源、原材料各方面的进口依赖,恐怕以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国内的资源根本不可能满足。

                                                            也是因为在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并且中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阶段,所以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有定位的。于是,美国的战略防御放在了第二岛链,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美国基本上不设防,包括台湾、东南亚这一带。但随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微妙的结构性变化,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半岛战争实际上是一次国际战争,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参战。另一方,除了中朝两国军队之外,苏联的军队实际也参战了。苏联背后还有一批整个苏联东欧的阵营在提供战争装备和军火支持。虽然这一次发生在亚洲、被称之为区域冲突的局部热战,但实际上是一次国际战争。

                                                            但当时毛泽东主席说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没理这一套。虽然最后还是出现了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分局面。朝鲜战争,虽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两分的格局,却把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这时候的苏联已经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当时还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还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当中国一旦打入苏联阵营之后,迅速按照苏联制度进行改造,因为客观上的战争需求,大量的苏联装备纷纷转移到中国,从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到熟练工人,也随之被派过来。这当然意味着你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盘苏化。

                                                            因此,美国把其战略重心陡然转向中东、西亚和北非。在这种情况下,在后冷战的重大历史转型的时期,美国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叫做“新十字军战争”。这就开始带有某种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明显是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观点,用到了现代外交关系或者现代国际关系上,变成了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中世纪发生的十字军战争,现在新世纪之初被再度提出来。

                                                            四、老冷战时期中国的应对经验

                                                            如果这时候中国不得不继续对外开放,你们可以制裁我们,我们仍然欢迎你们作为资本力量继续进入中国,其实就是双方不对等。在不对等条件下,就意味着,这些年所形成的实物资产会被别人的金融资本货币化。因为当前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存在着资产正收益,西方因为债务过高,资产收益接近零甚至大量资产是负收益。所以大量西方资本迫切涌入中国,结合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国内实体资产价格迅速下跌,正好就是人家来抄底割韭菜的时机。

                                                            因此,今天的新冷战,早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初步端倪。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2018、19年,美国经历过老冷战的一批政客,无论是博尔顿、班农,还是特朗普、蓬佩奥这些人,他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战的意识形态,没道理可讲,就是划线站队,再加上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套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意识形态站队。

                                                            这时候劳动力的价格是最低的,但因为我们是全民教育、全民医疗,也因此劳动者的素质是最高的。当大量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特别是1990年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陡然成为主导产业的时候,低端制造业涌入中国恰恰占有的是中国大量的低价格要素所创造的收益。于是乎,只要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开放,跨国资本在世界上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金融收益就不断增长。这些收益再反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动了它的金融资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个阶段,矛盾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货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当时不是主要矛盾。